人民无法忍受更多的不公
厌倦了你的谎言和新闻操纵
所有的帮派，所有的社区
我们就是自己的军队
——坏兔子，磨刀霍霍1
白人手持猎枪
向血缘相连的贝壳射击
像摧玻璃罂粟花一样
他们射击所有：
大海、海鸥、
石头、
微型火山、
三角洲、
那朵像敌人一样飘过的云。
——拉奎尔，有一个海滩
新月在殖民地
预示着种子如同解药
我们必须学会阅读杂草
这不是预兆。
——玛拉，马托霍斯2
坏兔子在2019年夏季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抗议活动中向人群发表讲话。照片由埃里克·罗哈斯拍摄/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以艺名坏兔子为人所知，由陷阱（trap）音乐艺术家变身为社会活动家的贝尼托于2019年夏季加入时，波多黎各的革命正如火如荼。3 照片中，他手持旗帜，戴着口罩和塑料面罩，静静地站立着。利用他巨大的影响力（在Ins上超2700万粉丝，其中许多是年轻的波多黎各人），坏兔子谴责了一个“教”人民“保持沉默”并让他们“相信那些走上街头发声的人是疯子、罪犯、麻烦制造者”的体系。4 这些话语通过一系列Ins视频传播，呼吁“向他们（政府）展示当今的世代要求得到尊重”，并且这个国家“属于我们所有人”。5 通过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后来的音乐，坏兔子与许多活动家团体一起，集体要求在波多黎各进行有助于解放的新想象。
在Ins、推特、脸书直播和敲锅（cacerolazos，一种通过敲打锅碗瓢盆进行的标志性集体抗议）的声音引领下，波多黎各的夏季点燃了意识形态的火焰。一系列酷儿和跨性别女性主义活动家——最著名的是建设中的女权主义集体，一个探索女性主义作为与阶级、性别和种族问题相交叠的政治项目的平台——与波多黎各大学的学生和大量普通民众一起加入了这场运动。6 这一系列与波多黎各首都当局的冲突和对抗要求当时作为美国非建制领土总督里卡多的辞职。7 示威活动始于波多黎各调查新闻中心发布了里卡多与11名助手和内阁成员之间的889页私人电报（Telegram）——因其端到端加密而受到全球政客青睐的通讯应用——的聊天记录。8 “电报门”或“瑞奇泄密”，正如它在口口相传和社媒标签中所被指代的那样，披露了针对同事、政客、瑞奇·马丁等深受喜爱的偶像、当地活动家甚至飓风玛丽亚受害者的性别歧视和恐同言论。9
然而，2019年夏季，波多黎各见证了一场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场革命与世界各地许多与独立斗争相关的战争和起义不同，甚至与之前的反殖民斗争（如1868年拉雷斯起义的武装反抗）也不同。10 这场革命的目的并不是改变自美国占领百年来迫使该群岛失去民主权力及对本国自身经济控制权的“自由邦”状态，而是培养一种有助于解放的和有尊严的反抗精神，能够在波多黎各看似永久的领土状态悬置下形成合作。尽管冲突以该群岛历史上主要政治人物的首次辞职告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国际新闻网络传播的一系列标志性图像和声音产生了另一种革命性想象。这些图像展示了抗议者挥舞着彩虹版和黑色版的波多黎各旗帜，在热带雨下跳舞和亲吻，在神圣空间和公共空间中跳电臀舞。其中的声音包括dembow节奏（构成雷鬼顿基础的流行节奏）以及坏兔子与艺术家雷内Residente和iLe共同创作的革命赞歌《磨刀霍霍》，他在其中说唱“让世界所有大陆都知道里卡多是一个无能的、恐同的骗子”，这首歌与其他许多歌曲一道成为了波多黎各后殖民革命配乐。11
抗议者在夏季抗议活动中挥舞彩虹版波多黎各旗帜。照片由@supakid/丹妮拉·P·罗梅罗·努茨（Daniela P. Romero Nutz）拍摄。
阿基勒·姆贝姆贝在《后殖民的临时笔记》中认为，后殖民地“由一系列企业机构和政治机器组成，一旦它们到位，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暴力制度”，并且“以独特的政治即兴、过度趋势，比例失衡以及一些身份被多重化、被转化并被流通的独特方式为特征”。12 另一方面，根据弗朗茨·法农的说法，非殖民化这一“总是暴力的现象”是“真正的新人创造”，这种创造“不依赖于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合法性；被殖民的‘物’在解放自己的过程中变成了人”。13 对法农来说，非殖民化涉及“对殖民状况的彻底质疑”，是“将‘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这一熟悉的说法付诸实践”。14 如果说反殖民主义一词描述了反对殖民化或帝国力量的斗争，而去殖民化是一个持续的自我意识过程，那么后殖民则可能利用被占领领土的独特特征来构建替代性、批判性和幻想的场景。
在姆贝姆贝的定义基础上生发，后殖民一词在这里用于描述在被殖民领土的压制机制下，这种虚构叙事和解放想象的潜在构建。15 在波多黎各，后殖民作为一种创造行为的揣摩，取代了历史上的反殖民斗争，在压迫性制度下重新构想了全球范围的团结和生存过程。
后殖民的圣胡安
2019年的夏季提供了生动的后殖民场景。白天，和平抗议活动在波多黎各首都的街道上游行。夜晚，旧圣胡安的街道上则等待着另一种形式的冲突。蒙面的男女高呼他们的要求，警察则在街道上设置路障，投掷催泪瓦斯罐，试图破坏抗议活动并证明逮捕的合理性——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与此同时，一系列“cuir”（“queer”在西班牙语中的音译）抗议活动，如伴随变装皇后的voguing舞蹈或在圣胡安主要天主教堂门前进行的电臀舞对决，勾勒出了后殖民想象的新意识形态和美学方向。这种想象既表达了在常规渠道外的纯粹的政治力量，也表达了性自由和替代性图像的构建。16
舞者聚集在天主教堂门前进行电臀舞对决。照片由@supakid/丹妮拉·P·罗梅罗·努茨拍摄。
作为前欧洲列强规划的殖民城市，旧圣胡安成为了斗争的背景布，这场斗争与波多黎各群岛与美国“非建制领土”的从属关系密切相关。旧城中心的迷宫般的街道为抗议者提供了多种移动选择，他们找到了避免被警察围堵的方法。从面向街道的阳台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邻居们一边记录更新警察的行踪和战术，一边向抗议者提供资讯。在几周的时间里，每天的场景大致相同。一边是一群戴着头盔和面罩的警察，站在抗议者和总督官邸之间。这座前军事建筑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堡垒”，于1540年完工，是加强岛屿防御力的建筑之一。17 另一边，一群未经编排的蒙面抗议者团结一致地抵抗，谴责一个其唯一使命是将服务、组织乃至整个群岛私有化的国家机器。18 与此同时，在那些殖民人物以雕像和纪念碑形式被神圣化的公共广场上，或在天主教大教堂对面，衣着暴露的身体随着磨刀霍霍和其他雷鬼顿歌曲的节奏不断舞动。
抗议活动创造了旧圣胡安的另一种形象，波多黎各作家路易斯（Luis Othoniel Rosa）在其对事件的反思中将其描述为“当地白人精英的历史瑰宝和殖民地的象征，被用作游轮旅游宣传”。19 蒙面抗议者和酷儿舞者的结合产生了颠覆性的抗议形象，与路易斯所描述的意识形态景观形成鲜明对比：“对土著灭绝、黑人奴隶制和资源开采以支持欧洲王室奢侈生活的军事化过去的奇怪怀旧”。20 由于后殖民只有在一丝“狗儒”幽默（借用彼得·斯洛特戴克提出的概念）中成为可能，因此对电臀舞和变装皇后的新的想象图景以殖民城市为背景并非巧合。21 在旧城中心的战场上，一种新的想象力展示了曾经乌托邦式的可能，即改变异性恋父权、恐同、暴力且腐败的政权。尽管这一场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画布，可以在上面描绘新的解放实践形式，但是否有可能创造一种教学方法，不仅分享这些颠覆策略，同时也创建新的团结网络联结？是否可将这些事件不仅理解为来自从属态领土自发的愤怒，而且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激进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待？这场由酷儿、女性主义者和学生发起的革命是否会提供世界构建的替代模式？又或者，百年来寻求尊严的反抗能否为后殖民解放提供蓝图？
1919年的朗读者
在2019年夏季抗议活动的一个世纪前，波多黎各主岛上曾进行过一种激进的团结形式。由一位因在公共场合穿裤子而被捕的女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路易莎·卡佩蒂略领导并启发，一群烟草工人组织成工会，创建了一种替代的教育实践。22 这种做法很简单。当烟草工人从事卷雪茄的异化劳动时，他们会雇佣自己中的一员在整个工作日中为他们大声朗读。随着大声朗读的实践不断发展，朗读者（lectores）成为了拥有国际观众的巡回表演者，在整个加勒比地区创建了新的团结网络联结，并为被剥夺任何其他形式正规教育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庞大、共享、开放的口述图书馆。通过朗读彼得·克鲁泡特金、查尔斯·达尔文、米哈伊尔·巴枯宁、卡尔·马克思和弗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朗读者为工人们分享了一种反资本主义、非殖民化的思想体系。23 烟草工人将他们重复、手工和枯燥的卷雪茄工作的思维麻木特性转化为优势，利用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同一空间和工具，创造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地下文化。24
路易莎·卡佩蒂略在1912年7月1日的《里士满帕拉迪姆和太阳电讯报》中。
乍一看，朗读者的实践可能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处于资本主义全球机器底层的被剥削工人生产烟草，这种高度成瘾的物质消费得越多，需求就越大，他们通过革命书籍（无政府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学反资本主义的解放文化，一边大声朗读，一边为他们所批评的社会机器工作。25 从现代愤世嫉俗者的角度来看，朗读者似乎秘密地为烟草公司工作，通过使工作场所更易于忍受，出售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幻觉，以使他们的资本主义机器更高效，使他们的剥削无法逃脱。在这种赫胥黎式的扭曲中，朗读者出售着一种药物，使工人在这个世界中被无尽剥削的同时，幻想着更好的世界。
1909年，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位朗读者在烟草工厂为工人们大声朗读报纸。照片由刘易斯·W·海因拍摄。由斯蒂芬·R·柯里尔纪念基金提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10年，在对后殖民想象的预感中，路易莎出版了《人类的未来》，这是一部以罢工为中心的乌托邦故事。几年后，女性主义者、活动家和妇女参政论者胡安娜（Juana Colón，奴隶的自学成才的女儿）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席卷了烟草工厂，首先在科梅里奥市，然后在主岛各地，导致多名抗议者被警察逮捕和杀害。26 随着大声朗读的实践激发了叛乱的可能，多米尼加（Dominica González）、孔查（Concha Torres, 又被称为Concepción）、赫纳拉（Genara Pagán）和弗兰卡（Franca Armin）等运动领袖采取了其他形式的团结行动。这些行动挑战了主流的男性主导的工人组织，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声音。他们的实践包括收集为罢工工人提供的资金和物资、参加集会、在讲坛上提高声音以挑战男性发言者的论点，并通过为罢工期间被监禁的工人提供食物和干净衣物来创建支持网络。27
波多黎各烟草种植园的工人
劳动者并不孤单，朗读者巧妙地将妇女参政运动、劳工权利、女性主义话语和反殖民斗争结合在一起，这些斗争可以追溯到废除奴隶制（1873年）和美国入侵并占领波多黎各（1898年）, 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的一部分。对大多数人来说，不识字成为了工人之间的纽带，通过集体和互助揭开了新的解放形式。随着宣传散发开，大声朗读促进了新的团结网络，压迫的空间转化为颠覆的建筑。社会动荡的连续景观在山坡和山谷、种植园、炼油厂和仓库中扩展，从瓜尼卡糖厂（Central Guánica）、阿吉雷中央（Central Aguirre）和法哈多糖厂（Fajardo Sugar），到雅乌科（Yauco）的咖啡种植园，再到覆盖着纱布的卡耶、科梅里奥、地门（Puerta de tierra）、古拉博和艾博尼托（Aibonito）的烟草种植园工厂。当大声朗读成为一种关键的教育形式，路易莎等朗读者还发表了带着解放和乌托邦意味的宣言、杂志、小册子和报纸。28 其他形式的传播解放信息的媒体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864年的哈瓦那，并从美国烟草公司占领的波多黎各个地貌扩展到美洲其他区域。随着大声朗读的发展，国际团结网络蓬勃发展，成为一些历史学家所称的20世纪大陆上最开明的无产阶级力量。29 随后，这种做法成为殖民当局的目标。因其与FLT（工人自由联合会，Federación Libre de Trabajadores）和社会主义党等正式机构的关联，大声朗读遭到美国情报机构的系统迫害，众多烟草公司颁布禁令、非法化并迫害朗读者。30 解放声音的媒介——如此强大、易得，且与印刷媒体的易于追踪的物质基建如此不同——被帝国主义当局明确理解为需要被中和的威胁。
大声朗读的历史文物及跨世纪关联
朗读者的教育方法为经典的先锋派机构以及大学们——带有污点捐赠和土地赠予的殖民者遗产——提供了另一种选择。31 正如坏兔子和建设中的女权主义集体使用社交媒体等替代平台创建和培养团结互助网络联结一样，新一代表演者有可能重新承担后殖民朗读者的角色，寻找新的教育形式。像烟草工厂中的朗读者一样，新的朗读者将反对那些追求纪念碑的机构，这些机构中的知识体现为在为学校教育而建造的中央集权式实体建筑。相反，朗读者将分享去中心化的分散的鼓动宣传、自发演讲和反制度的反抗精神。朗读者将通过每一种可用的自由和可访问的媒体形式建立团结网络。在由许多边缘化群体在街头产生的能量的推动下，朗读者可以延续政治装置和空间历史文物的遗产，以容纳新的美学模型和意识形态图标。
建设中的女权主义集体发言人佐安·达维拉·罗尔丹向人群发表讲话，身穿印有“反父权、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跨性别、加勒比、拉丁美洲”字样的T恤。照片由布兰登·克鲁兹·冈萨雷斯/《El Vocero》拍摄。
依循前辈朗读者的共同历史，当代的朗读者将围绕分散的、当代不稳定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这些劳动力不断被去能、剥夺权利，通过强制驱逐、止赎、私有化和不民主的立法从被征收土地。尽管波多黎各人自1917年以来一直是美国公民，但该群岛的合法居民在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中没有代表，也无法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朗读者将努力在全球斗争网络中发展团结网络联结。32 正如路易莎和最初的朗读者在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和古巴知识分子何塞·马蒂的话语中找到灵感一样，新的想象可能会在尼娜（Nina Kogan）为维捷布斯克（Vitebsk）有轨电车设计的移动宣传、建设中的女权主义集体的紫色T恤（上面写着“反父权、女性主义、女同性恋、跨性别、加勒比、拉丁美洲”）以及波多黎各抗议活动中引发的摩托车和马术群众运动之间建立联系。33 在推动建立当代联系和重新挪用先锋派图标的过程中，朗读者可能会感知到大卫（David Yakerson）的《超人》（Supremaman）、叛军副指挥官加莱亚诺（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Galeano）用来向媒体发表讲话的椅子，以及为工厂内朗读者使用而制作的临时装置之间的联系。大声朗读政治行动的颠覆策略本体论将创建一个在病毒式社交媒体宣传和金属支架之间振荡的实体节目，此处的金属支架指坏兔子、说唱歌手兼活动家雷内Residente、瑞奇·马丁、埃德尼塔（Ednita Nazario）和其他波多黎各偶像在抗议活动中站在这些支架上。
大卫（David Yakerson）的《超人》（Supremaman）
瑞奇·马丁在一辆载有波多黎各几位偶像人物（包括雷内、坏兔子和埃德尼塔）的卡车上挥舞着彩虹旗。摄影：乔·雷德尔/盖蒂图片社。
除了这些策略之外，创造意识形态符号、建立历史联系并在危机的压力下生产思辨情景的同时，这种后殖民想象可能会将路易莎和坏兔子变成颠覆性政治野心的象征。这样的后殖民叙事可能会将坏兔子在全球疫情爆发前几个月佩戴的口罩和塑料面罩与恢复制药业（占该群岛制造业产量的一半以上）的需要联系起来。34 同样的后殖民想象将路易莎的代表性衬衫、领带、裤子和短檐帽——导致她在古巴和波多黎各遭受迫害的装扮——与在朗读者时代妇女权利的进步联系起来，朗读者主要由男性扮演。这些场景——路易莎作为酷儿朗读者，坏兔子作为后疫情时代的朗读者——呈现了后殖民解放充满希望的画面，因为新想象会学习在性别压迫（第一种情况）和死亡（第二种情况）不断展开的危机政治中运作。
尸体政治中的大声朗读
无论后殖民大声朗读在波多黎各采取何种形式，它都必须在死亡的政权下运作。波多黎各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金融、环境、生态和健康危机之中。虽然群岛在五百年殖民史中第一次罢免了总督，可能是种进步的标志，但“血腥”或“灾难”资本主义（用萨雅克·瓦伦西亚和纳奥米·克莱因的话来说）的影响——飓风玛丽亚、最近一系列大地震以及新冠病毒的持续流行以及即将到来的飓风季的威胁——构成了极端的风险鸡尾酒。35 后殖民想象有潜力认识到，波多黎各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地，其状况可为姆贝姆贝所说的“成为世界的黑人”的解放模式提供范本。36 在快速的全球变暖中，与热带大气现象和健康危机加剧和扩大到热带地理范围之外的方式类似，殖民地南部长期以来所受制于的“市场全球化、后帝国军事综合体和电子数字技术”已成为世界各地的常态。“成为世界的黑人”意味着“世界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和情况都可以被赋予市场价值”，从而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黑奴所经历的系统性风险”，即“来自非洲的男人和女人被变成了人物、人商品、人钱”，变成了“所有，或至少是绝大多数次人类的常态”。37
正如美国几个州在面对仍在发展的健康危机时遭遇联邦政府的蓄意疏忽，警察部队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之间日益高涨的对峙一样，人权的侵犯和对波多黎各经历的灾难进行迟缓反应几乎已成为普遍做法。38 随着战斗精神从积极斗争转变为对抗全球新冠或民间示威，尸体政治也在此间运作。根据姆贝姆贝的看法，当代形式的“生命屈服于死亡的力量”和隐含的“抵抗、牺牲、恐怖之间的重新配置”，使波多黎各的殖民状况成为一个培养皿，其中“压迫的残酷地形（尤其是种植园和殖民地）”的状况在世界各地变得正常化。39
拉奎尔的诗集内页，当他们睡觉时[床下是另一个国家] [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罗利：Birds LLC，2019 年]，http://www.birdsllc.com/catalog/while-they-sleep-underneath-the-bed-is-another-country。左边是飓风玛丽亚中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右边是一首后殖民诗歌。书中插图由玛丽安娜(Mariana Isabel Ramos Ortiz)创作。
处理当今波多黎各的状况，就是处理全球面临的风险、贫困、债务和环境破坏。在与朗读者的关系中，波多黎各的后殖民大声朗读可能会体现出疲倦的乐观和讽刺，通过科幻小说中的另类未来，表演式、诗意和激进地对抗当下痛苦的轨迹，其中，路易斯(Luis Othoniel Rosa) 提出了让在七个世纪内摇摆不定的波多黎各想象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纯粹的意志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感情、团结的存在。拉斐尔 (Rafael Acevedo) 概述了如何从尖锐的政治评论和诗歌到通过社交媒体帖子组织在国会大厦前集体展示数千双鞋子，以纪念飓风中丧生的生命，作为一种反尸体政治抗议的形式。安娜（Ana Lydia Vega）讲述一场海啸席卷了波多黎各海沟中的群岛，这是殖民麻烦的完全终结，而玛拉（Mara Pastor）的诗中，加勒比海革命人物马蒂的众多半身像相互呼应，用无害的咆哮淹没了革命的声音。40 在这一系列后殖民原型中，拉奎尔通过诗歌和行动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第三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理论，即赋予两种权力间交换商品价值的力量，而且是“殖民主义与波多黎各、酷儿与跨性别、殖民地与帝国的二元论”之间的“第三种价值赋予”。41 拉奎尔写了首诗，这首诗也可能是群岛尸体政治状况的终极后殖民赞歌：
嘿，老外！
既然你这么热爱死亡，
为什么不嫁给它呢？42
如果持续的危机状态以波多黎各为模型，作为全球尸体未来的试验台，这些大声朗读者可能会在尸体政治及其对死者的剥削政治的框架内，提出新的后殖民未来主义。在一个将死亡商品化已司空见惯的世界，后殖民的大声朗读者将说出“成为世界的波多黎各”。
克鲁兹·加西亚(Cruz Garcia)和娜塔莉·弗兰科夫斯基(Nathalie Frankowski)是建筑师、教育家、作家、策展人和 WAI 建筑智库的联合创始人。为了应对新冠全球大流行，他们一直在开发大声朗读计划、一系列在线课程和一所探索知识团结网络的职业学校。他们是《叙事建筑：一种玩世不恭的宣言》和《纯粹的硬核偶像：一种纯粹的建筑形式宣言》的作者。
1 作者翻译。↩
2 作者翻译。 ↩
3 努里亚·内（Nuria Net），“为什么坏兔子希望波多黎各青年走上街头”，《滚石》杂志，2019 年 7 月 17 日，链接。↩
4 内，“为什么坏兔子希望波多黎各青年走上街头。”↩
5内，“为什么坏兔子希望波多黎各青年走上街头。”↩
6 格洛里马尔(Glorimar Velázquez Carrasquillo)，集体(La Colectiva)，如何从女权主义开始构建国家》，ONCE，2019 年 8 月 26 日，链接。↩
7 艾德(Ed Morales)，“女权主义者和 LGBTQ 活动家正在领导波多黎各的起义”，《国家(The Nation)》杂志，2019 年 8 月 2 日，链接。美国政府以一贯的含糊措辞将波多黎各归类为非建制领土或“美国国会已确定仅适用美国宪法部分内容的美国岛屿地区”。请参阅“岛屿地区政治组织的定义”，美国内政部岛屿事务办公室，链接。↩
8 路易斯（Luis J. Valentín Ortiz）和 卡拉（Carla Minet），“罗塞洛及其亲信之间的 889 页电报聊天记录”， 调查新闻中心，2019 年 7 月 13 日，链接。↩
9 雷（Ray Sanchez），“这些是波多黎各政治危机的一些核心泄露聊天信息”，CNN，2019 年 7 月 17 日，链接。 ↩
10 “所谓的家园的呼喊(Grito de Lares) 于 1868 年 9 月 23 日爆发。这场叛乱是由拉蒙(Ramón Emeterio Betances）博士和塞贡多(Segundo Ruiz Belvis) 领导的团体策划的，他们于 1868 年 1 月 6 日在流亡多米尼加共和国期间成立了波多黎各革命委员会。拉蒙撰写了几份宣言或声明，抨击西班牙殖民制度对波多黎各人的剥削，并呼吁立即起义。随着当地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开始组织起来，这些声明很快传遍了整个群岛。革命委员会的秘密小组在波多黎各成立，汇集了社会各界的成员，包括地主、商人、专业人士、农民和奴隶。”参见玛丽莎贝尔（Marisabel Brás）的《换岗：1898 年的波多黎各》，国会图书馆，链接。有关家园的呼喊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家园的呼喊：1868 年的叛乱”，国会图书馆，链接。↩
11 内，“为什么坏兔子希望波多黎各青年走上街头。”↩
12 阿基勒··姆贝姆贝，“后殖民临时笔记”，国际非洲研究所杂志，第 62 卷，第 1 期（1992 年）：3-37。
13 参见弗朗兹··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理查德（Richard Philcox）译（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3 年），第 36-37 页。正如伊芙(Eve Tuck) 和韦恩(K. Wayne Yang) 所言，法农的非殖民化概念需要受到质疑，特别是当它暗示殖民化是一种寓言或比喻时。伊芙和韦恩认为，“这些比喻的实施，是试图调和殖民定居者的罪恶感和共谋感，拯救殖民定居者的未来，但这种尝试存在问题。” 作者指出，向无辜靠拢的举措包括：殖民定居者本土主义、收养幻想、对殖民主义含糊其辞、（拉美一些国家对贫苦文盲进行的）觉悟启蒙（运动）、给土著人民贴上危险级/星号、重新占领和城市宅基地自给自足生活方式。我们在这里引用法农对去殖民化主题的处理，是因为它能够识别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断质疑殖民状况的进程。参见伊芙和韦恩的《去殖民化不是比喻》，《去殖民化：本土性、教育与社会》，第 1 卷，第 1 期（2012 年）：1-40。
14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第 36-37 页。
15 姆贝姆贝描述“后殖民”的状况，而我们使用带连字符的 “后-殖民”版本，暗示对当前殖民地未来状态的虚构叙事和编造，同时间接提到前（或当前）殖民地领土的一系列可识别特征。↩
16 参见路易斯(Luis Othoniel Rosa)的《蜂巢思维。关于波多黎各大规模抗议的警告，2019 年 7 月》，模仿版本(Ediciones Mimesis)，2019 年 8 月 7 日，链接。作者翻译。↩
17 波多黎各的古堡与圣胡安历史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链接。↩
18 2016年提出的一项解决波多黎各债务危机的法案旨在使别克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数千英亩土地可被出售并被用于私人开发，该岛屿曾被美国海军用作训练场。威尔·罗杰斯，“波多黎各的问题不应该通过出售公共土地来解决”，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6 日，链接。另请参阅谢丽(Sherrie Baver)，“天堂的环境斗争：波多黎各案例，加勒比海教训”，加勒比海研究，第 40 卷，第 1 期。 1 (2012)：15–35，链接。↩
19 路易斯，《蜂巢思维》 ↩
20 路易斯, 《蜂巢思维》↩
21 “狗儒（Kynical）”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使用讽刺和幽默作为意识形态批判形式的建筑。狗儒与锡诺帕的第欧根尼创立的哲学流派犬儒相对，如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 年）中所述。↩
22 塔鲁(Taru Spiegel)，“路易莎：波多黎各变革者”，国会图书馆，2019 年 11 月 18 日，链接。 ↩
23 阿拉塞利（Araceli Tinajero）、路易莎：波多黎各的朗读者、坦帕和纽约、烟草朗读者：古巴传统史（马德里：动词社论，2007 年），169–180。 ↩
24 路易斯和后新意（Post-Novis），“烟草星际学校，‘烟草星际学校（后新意美洲分部）’教学大纲简介”，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31 年 2 月 1 日，载于后新意宣言，2019 年，链接。 ↩
25 包含路易斯和后新意的部分内容，后新意宣言，2019，链接。 ↩
26 有关胡安娜·科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比安卡(Bianca M. Medina Báez)、威尔森(Wilson Torres-Rosario)和 奥罗拉(Aurora Levins Morales) 的研究成果。↩
27 乔雷尔(Jorell A. Meléndez-Badillo)，《想象抵抗：组织 1905 年波多黎各南部农业罢工》，《加勒比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15 年 7 月至 12 月）：53。↩
28 阿拉塞利，路易莎·卡佩蒂略，169–180。
29 有关朗读者对加勒比地区、美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的影响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阿拉塞利和胡里奥(Julio Ramos)对路易莎的研究。 ↩
30 在美国情报机构采用的策略中，FBI 的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 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创建了超过 185,551 页文件，当地警方总共收录了 16,793 份档案和 151,541 张参考卡，这是一项大规模、持续数十年的行动，旨在消灭波多黎各独立运动和任何可能与之相关的颠覆性组织。参见乔尔(Joel Blanco-Rivera)，“禁忌文件：针对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监视文件的创建和使用”，《美国档案保管员》，第 68 卷，第 2 期（2005 年秋冬）：297–311，10.17723/aarc.68.2.n2ql6618n0267501；FBI档案，《保险库：波多黎各团体》，链接；以及米雷亚·纳瓦罗 (Mireya Navarro) 的《FBI 旧斗争的新亮点；对波多黎各团体的数十年监视》，《纽约时报》，2003 年 11 月 28 日，链接。
31 报人（la paperson）解释了殖民定居者的做法与美国各地土地掠夺大学之间的关系。参见报人《土地：大学是殖民定居者的》，《第三大学是可能的》（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7 年），链接。有关莫里尔法案如何将土著土地变成大学捐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弗兰克·乔伊斯（Frank Joyce）的《定居殖民主义项目》，《反击》，2020 年 4 月 24 日，链接。↩
32 归根结底，该群岛是美国领土，没有合法或民主的“权利框架”，因为“对波多黎各现行联邦法律和政策的任何延续或修改仍由美国国会决定。”众议院听证会，第 105 届国会，来自美国政府印刷局，《美国-波多黎各政治地位法案》，1996 年 7 月 26 日，链接。↩
33 塔鲁，路易莎·卡佩蒂略。↩
34 关于波多黎各税法与制药业的关系，请参阅阿维克(Avik Roy)，“波多黎各可以帮助美国结束对中国制药成分的依赖”，福布斯，2020 年 3 月 16 日，链接。↩
35 参见萨亚克(Sayak Valencia)，《血块资本主义》（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8 年）；娜奥米（Naomi Klein），《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纽约：大都会图书/亨利·霍尔t，2007 年）；以及娜奥米，《天堂之战：波多黎各对抗灾难资本家》（芝加哥：干草市场出版社，2018 年）。另请参阅姆贝姆贝，《黑人理性批判》，洛朗(Laurent Dubois)译（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17 年）。↩
36 由于波多黎各于 1493 年 11 月 19 日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第二次航行中被入侵，此后从未脱离过其他国家的管辖范围，因此可以说该群岛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地。请参阅丽塔·印第安纳（Rita Indiana）的《波多黎各，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地，给世界一堂群众动员大师班课程》，波士顿环球报，2019 年 7 月 26 日，链接。另请参阅姆贝姆贝，《黑人理性批判》。 ↩
37 姆贝姆贝，《黑人理性批判》，2-4。姆贝姆贝参考了沃尔特·约翰逊( Walter Johnson)的《灵魂的呼唤：内战前奴隶市场的生活》（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 年）；伊恩·鲍康(Ian Baucom)的《大西洋的幽灵：金融资本、奴隶制和历史哲学》（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5 年）；以及约瑟夫·沃格尔（Joseph Vogl）的《资本的幽灵》（巴黎：Diaphanes，2013 年）。 ↩
38 有关联邦对波多黎各飓风灾害响应不公平的详细研究，请参阅查理(Charley E. Willison)、菲利普(Phillip M. Singer)、梅利莎(Melissa S. Creary)和斯科特(Scott L. Greene)的《量化比较美国联邦对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飓风与波多黎各玛丽亚飓风的的灾害响应之不公平》，BMJ全球健康 2019；4：e001191。另请参阅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报告《有罪不罚之岛：波多黎各的非法警察部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2012 年 6 月 19 日，链接。在撰写本文时，一系列示威活动在全美范围蔓延，谴责杀害乔治·弗洛伊德的行为。↩
39 姆贝姆贝，《尸体政治》，利比·梅因杰斯(Libby Meintjes)译，《公共文化》，第 15 卷，第 1 期1（2003 年冬季）：11-40。 ↩
40 麻烦在这种情况下的意思是“耻辱或痛苦。参见安娜(Ana Lydia Vega)，波多黎各综合症或您将看到的奇怪事物（从结束麻烦状态的海啸中拯救出来的报道），多云和其他沉船故事彼得拉斯河：安蒂拉纳社论，1983 年)，39-49；玛拉·帕斯托 (Mara Pastor)，马蒂半身像，假冰淇淋店（来源：版本阿瓜杜尔塞，2018 年），27-28。 ↩
41 克劳迪娅(Claudia Irizarry Aponte)，《与费城最新桂冠诗人、与波多黎各酷儿作家拉奎尔的对话》，NPR 美国拉丁裔，2018 年 4 月 16 日，链接。
42 参见拉奎尔，,《当他们睡觉时床下是另一个国家》（明尼阿波利斯，纽约，罗利：Birds LLC，2019 年），链接。
本文由原载于Avery Review的同名文章翻译而成